马哈迪与华人社会 —— 第二阶段
(1990－1997)
作者：何国忠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插图： 如未特别注明，插图来源均为互联网，图说为苏菲加注
茅草行动以后，马哈迪渐渐地掌控了巫统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局，以后也没有听到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董总主席林晃昇与教总主席沈慕羽为了华文教育而坐了将近八个月的牢，可说是继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以后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惩罚。三家不同语文报章被禁以后，其他报章立刻偃旗息鼓，没有再针对敏感的族群问题各自表述。
1990年，没有加入新巫统的B队领导人以四六精神党倡组了反对党联盟，给国阵政府自建国以来最为有力的挑战。像1986年一样,华人也助反对党一臂之力，直接受到伤害的是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在1986年的大选赢得17个国会议席，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但比起1982年的24个议席逊色，特别是以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都被行动党取代。民主行动党在独立以后，一直都是华社不满国阵政府的传声音筒。民主行动党在1982年、1986年及1990年所赢得的议席分别是9、24及20。
但是，由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民党、马来西亚穆斯林印度人国大党、印度人进步阵线、哈民党、马来西亚团结党等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在1990年大选毕竟动摇不了马哈迪政权。国阵虽然丢失了吉兰丹州政权于回教党，总得票率下降为53.4％，国会议席也减少了21席。但是还是在180席中赢得127席，继续保有三分之二的优势，损失未如估计的高。而马哈迪的新巫统通过这次大选证明了其地位无可取代，在参与竞选的85个马来半岛的议席中获得70席。四六精神党本来预期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但结果令人失望，只获得8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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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迪1925年出生于吉打州亚罗士打，1964年以医生的身份代表巫统竞选进入国会，1976年成为马来西亚副首相，1981-2003年任首相，是马来西亚就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执政长达22年。 |
这次大选是马哈迪治理国家22年中的分界线。马哈迪从此以后专心国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新蓝图固然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但骨干却是全民参与，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一个先进国，到时不再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分 ，只有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人”。马哈迪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提高马来人的竞争能力，才是确保族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最有效方法，这一点是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前提下陈述的，也就是说，华人和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不应此消彼长，而是“双赢”，彼此合作，制造更大的“经济蛋糕”。
2020年宏愿将国家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从1990年到1997年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开放局面，五一三以后华人被压抑的经商机会突然大增，发展主义的政治基调让我们看到马哈迪大幅度调整民族主义的主张。他掌握到在全球化时代，族群间的彼此对比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之下可说微不足道。抢分经济蛋糕的假想敌人不应是国内的异族同胞，而是更具竞争能力的外国公司。这时他实行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化政策，让非土著享有更大的参与空间，最终让马来西亚政府有效地结合各族群的优势，朝向国际竞争的方向。显而易见的，1990年以后，马哈迪以更宽广的角度看待族群间相处的问题，他似乎更加自觉到他是马来西亚各族的领袖而不只是马来人的领袖，华巫关系进入史无前例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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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性格坦率敢言，他不仅批评历届首相错误，更指责马来太懒散；也经常抨击欧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霸权主义，勇于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仗义直言，因此颇受国际社会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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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对马哈迪的评价，由负转正，产生180度的变化。在同声一气“成为先进国”的口号中，语文教育或文化问题变成是第二线的问题。马哈迪发展经济所出现的“解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成功地消解族群之间的对峙。
在“解去政治化”的默契上，副首相安华的举止也引人注目，马哈迪建设马来西亚为先进国家的理想，安华在1993年担任副首相后更加配合无间，他以自信的态度将文明回归于文明本身。他在马大召开了“回儒对话
”（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的交流）学术会议，主张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作為亚洲文明“自我革新”的目标。安华阅读了大量英文书写的中国历史书籍，对宋代王安石尤其激赏，其中让华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华人聚会中提毛笔，在宣纸上写下“我们都是一家人”。
正副首相的举止动作起了示范作用，许多马来领袖不断在演词中穿插一些简单的华语，显示了国家首脑意识到多元文化的事实，并尝试将这种多元特征化为有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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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一代马来西亚华人，心怀浓厚的中国情结； 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则显然已经摆脱了对中国的眷恋。然而，下一代人马来西亚华人、乃至子孙后代，能否延续祖辈曾经付出鲜血与生命，来誓死捍卫的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则成为当地华文教育者和华社的普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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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这种开明的政策，华人尝试将一部分华人文化推向马来社会，并且希望族群的融合能够加强马来人对华人的认可。九十年代初期的华人文化节典型地表达了这一种心态。自1983起每年都举办的文化大表演只是华人自我活动，但从1993年开始的文化节，都广邀他族参加，而他族也配合目前开放的气候，接受邀请。主办单位在华文报章宣传的是华人文化节，给官方的通知则直陈是马来西亚文化节，这在华人看来只是小节，最重要的是这“表演文化”可以和马来表演文化同台演出，一些华人领导人认为马来领袖既然不拒以开幕人或闭幕人出现，就表示了政府在某种程度下承认了华人文化是国家文化，这种举动和华人常喊“吾爱吾乡，吾爱吾土”，“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等口号的心理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马来人能彻底地承认华人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表演文化的交融已经在商业的帽子下悄悄进行着。马来西亚为了要发展旅游业，1987年成立的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在九十年代初期不断在旅游手册中以多元文化作为卖点。在国庆日、嘉年华会及一些观光宣传活动让各族群的文化表演者同台演出。这些节目是吸引游客及外汇的手段，与八十年代相比，文化节目的商业化看来已让马来民族主义找到一个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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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化，是马来西亚人文景致中的一大特色。而各种族平等团结，则是马来西亚历代华人的夙愿和盼望。 |
商业化的确是一个治理华社悲情的良药，1997年的经济风暴以前，大约整十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率都维持在8%之间，像其他族群一样，华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华团或政党对教育或文化问题都以协商或低调的方式处理，背后的哲学，就像马华公会领导人常说的，不在媒体公开讨论敏感课题，对大家都有好处。
马哈迪1995年9月在英国和马来西亚学生常务理事会对话中就表明除了日本和韩国的特殊案例外，未来的世界将不会出现只有单一族群公民的国家，他的话极有反省意义：
过去，我们尝试塑造单一的实体，然而人民之间的紧张情绪和猜疑之心却因此而起……他们担心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宗教信仰。这是不可行的，而我们相信马来西亚民族是解决问题之道。
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概念的基石即是承认多元文化可以并存，这样的话当然很合华人的胃口。在1996年11月，共有69个华团，在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的领导之下，联署支持一份《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相对于1983年草拟的国家文化备忘录，这份纲领用字温和，处处照顾国阵政府的感受。华总早在1992年5月采取了顺应政府的态度，解散因“华团宣言”衍生成立的民权委员会。《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只是后续工作，文中特别称赞马哈迪的诚意，把国家带上一条“康庄大道”，使民间团体在文教领域，获得较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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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迪是一名深具争议性的政治领袖，他既被评论为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工程师，也因其权威式的领导方式及裙带作风而备受批评。 | |
华人拥护马哈迪当然也不只是其对华人的开放政策，华人社会也津津乐道马哈迪在国际上的声望。马哈迪的言论固然常引起争议，但是在“促销”国家名声方面，马哈迪居功不小，使马来西亚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作為第三世界领袖的马哈迪，就已经建立了极高的声望，并一度是公认的第三世界英雄、亚洲强人。现任马华公会总会长总结华人回忆马哈迪这方面的表现时说：“马来西亚只是一个小国，却因为马哈迪英明的领导，广为世界各国所认识，而且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尊重。马哈迪为大马人民建立了自信，并让我们对身为马来西亚子民深感自豪。”《星洲日报》在称赞马哈迪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为马哈迪锦上添花，并引了印度西报《先驱报》對他评价“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领袖中，真正讲话掷地有声、足以震撼西方富国者，唯有马哈迪而已！”
华人对马哈迪政策回报的证明是大选成绩。1995年4月大选国阵政府大胜，在192个国会议席中赢得162席，得票率为65％，创下历史上国阵得票最高的纪录。华人选民转向国阵，马华公会在许多民主行动党传统选区纷纷胜出,获华人选票的60%，取得30个国会议席，反之民主行动党则赢取9个国会议席。马华公会在这次大选中创下参选以来的最好成绩。
